本报记者 李维 北京报道
证券期货机构股权上的“对外开放”空间再一次获得了上升。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介绍中美经济会晤时表示，为落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相关部署，“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近年来，合资券商的设立主要依托于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朱光耀的上述表态则意味着，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基金“持牌”领域的节奏已然加快；分析人士指出，上述表态意味着外资投资证券期货机构的持股比例、持股状态均有望进一步松绑。
在证券牌照审核较严的背景下，外资进入国内证券业的窗口，也一度被民营资本所觊觎——此前基于CEPA框架申报的在筹券商股东中，就有诸多国内民营资本现身其中。
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无论对于外资抑或是民营资本的参与，监管层仍将采取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而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申报人士则建议，当前对于证券牌照的申报，在股权安排上应尽可能做到清晰、多元，同时筹备更加充裕的资本金。
“外资独资券商”出现有望
监管层关于持续松绑证券期货机构吸纳外资比例的表态，强化了市场关于证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预期。
“之前政策的方向一直是持续开放金融行业，如今这种方向进一步细化了。”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分析师表示，“从表态来看，最终外资的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而且也允许单个外国投资者来参与这些行业的投资。”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单个”还是“投资比例不受限制”的表述，对于外资机构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过去中国一直是合资券商，那么制度上是有可能出现外资控股乃至纯外资券商了，这对国内资本市场将是新事物。”上述分析师坦言，“不过当下证券公司就有一百多家，新入局者肯定也要面临激烈的竞争，或者在一些细分领域上有所突破。”
近年来A股市场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或许也让证券期货行业的对外开放来得正是时候。
“外资券商可以从事一些与国际化有关的业务，比如部分公司的跨境上市。”一位外资投行人士表示，“以前中国的企业都纷纷到纳斯达克去，未来市场环境允许时，不排除外资企业也可通过机构安排登陆国内市场。”
此外，中国版存托凭证（CDR，泛指在一国证券市场流通的代表外国公司有价证券的可转让凭证，通常代表公司股票）如若出现，也将成为外资券商的机会；去年，央行曾在年报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可考虑推出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CDR）”。
“存托凭证是中概股估值回归的另一种方式，也不排除这一业务被研究退出，海外成熟市场国家的CDR市场都有足量的规模。”“而CDR这种国际化业务的增多，也将成为外资券商的机会。”
此外，由于A股估值较高也吸引了不少台资企业的目光，而一些台资券商也希望能够在大陆独立开展证券业务。
“我们之前就在做一些和台湾公司到内地IPO、并购重组的业务，但是限于牌照问题，我们只能和国内的一些券商进行合作。”一家台资券商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也期待，台资能够在国内拥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券商牌照是比较难的，我们初期的打算是参与设立一家公募基金，然后在有条件的时候再涉足证券业务。”上述券商人士称。
民资慎待
有关证券期货机构“对外开放”的表态，也吸引了民营资本的注意。
由于国内证券业准入门槛较高，此前的CEPA框架，成为不少民营资本获取证券牌照的曲线路径；例如此前马云等人的云峰基金所筹备的云峰证券，富强金融牵头、洪泰基金等参与申请的华海证券，均是CEPA框架下的待设立券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CEPA框架下的新设立券商已不少于4家，包括申港证券、华菁证券、东亚前海和汇丰前海证券。
按照CEPA要求，符合条件的港资、澳资金融机构，可分别在上海、广东、深圳各设立1家两地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港资、澳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内地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但在监管层的最新表态中，有关内资股东的事宜却未被提及。
有接近监管层人士对于民营资本能否通过这一渠道获取证券基金牌照一事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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